1982年7月10日的晚上，在北京的一间病房内，88岁的邓颖超已然非常虚弱，几乎无力发声。她的秘书赵炜轻轻俯身，向她耳语告知来访之人。邓颖超静默了片刻，最终鼓足最后的力量，沙哑却清晰地说出两个字——“李鹏”。这成为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言语。可是，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

需要说明的是，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清晨在北京平静地离开了人世，享年88岁。在她走的那一刻，身边陪伴的并不是她的亲生子女，因为邓颖超与周恩来没有孩子，也并非她的家族亲属。秘书赵炜在其著作《西花厅岁月》中记录了那一幕：在7月10日晚8点左右，李鹏与妻子朱琳来到病房，赵炜告诉邓大姐，邓颖超逐渐用微弱和沙哑的声音呼出“李鹏……”这是她生命最后时刻说出的最后一语。这段记载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炜曾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，自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，亲历了当晚的一切。人民网在2013年也专门转载了这一段落。这不是流传已久的故事，而是确凿的历史记载。

然而，问题在于，邓颖超与周恩来相伴长达半个世纪，周恩来于1976年去世，之后她独自度过了整整16年。那段岁月中，她送走了丈夫，将他的骨灰撒入祖国的江河山川，之后独自在西花厅生活，年复一年地注视那里的海棠花。根据常理，一个人临近生命的终末，最后挂念的应当是伴侣或家人，而不是她所呼唤的李鹏。

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，甚至至今还有人感到困惑：李鹏到底是谁？是否是养子或有特殊关系的人？围绕着这两个字的传闻在社会上流传几十年，愈发复杂，愈发离奇。要明白这一切，就得从头说起，追溯到1931年一个叫李硕勋的人，以及海口东校场发生的那一悲剧。

1931年9月5日，在海南岛海口市东校场，敌人将一个人用竹筐抬到刑场。他并不是走到那里，因为他在监狱中遭受了严酷的拷打，早已无法站立。他的名字是李硕勋，生于1903年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，当时担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，是周恩来军事工作的得力助手之一。他经历过1927年南昌起义，是4军25师的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，核心党内层。

李硕勋是如何落到敌人手里的？在1931年夏，他根据党中央的指令赴海南召开军事会议，讨论如何坚持东江与琼崖的游击战。他居住在海口得胜沙路的中民旅社，但还未召集会议，海口市委书记严鸿蛟却背叛，将他的身份与行踪出卖给国民党。李硕勋于1931年8月13日在旅社被捕，入狱后国民党对他施以各种酷刑，然而他始终坚持沉默，没有背叛同志，没有泄露一点情报。被抬到刑场的那一天，他年仅28岁。

在监狱中，他写下了一封遗书给妻子赵君陶，在信中叮嘱她，死后不必为他收尸，要好好照顾儿子，使其成为有用之人。那时，李鹏才三岁，名叫李远芃。父亲牺牲的时刻，李鹏甚至模糊记不清父亲的模样。那个年代，多少孩子像他一样，父亲一夜之间消失，再也无迹可寻。母亲赵君陶怀着孕，照顾幼小的李鹏，带着他回到成都，靠着亲戚艰难生存。

在白色恐怖的时代，烈士的遗孀并不安全。赵君陶低着头，过着艰难的日子，始终铭记丈夫临终时的叮嘱——要将孩子培养成有用之人。这样的日子一熬就是八年。直到1939年，李鹏10岁时，邓颖超出现了。

她如何成为“邓妈妈”？在那一年的某个时刻，邓颖超联系到了赵君陶和李鹏，将他从成都接到重庆，并为他安排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。此时，邓颖超见到了李鹏，看到这个头上缠着纱布、因日本飞机轰炸而受惊的孩子，心中不禁感到心疼。李鹏当时一人来到重庆，母亲还在远处，这小小的身影，承受着过多。

李鹏在重庆安顿后，隔年才与“周伯伯”周恩来见面。经过母子团聚后，他前往重庆曾家岩与周恩来会面，在周公馆里第一次见到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。当时，周公馆空间狭小，却汇聚着众多文化界的人士，积极讨论抗日与国事。周恩来在众人面前介绍李鹏为李硕勋之子，引起大家的关注与共鸣。从那一刻起，李鹏的命运与邓颖超、周恩来的联系也开始紧密交织在了一起。